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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功大于过?(如何全面的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作者:   古诗文网   类别:    知识     发布时间:  2024-04-17    点击:  303 次

李鸿章“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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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李鸿章,尤其是关于他后期外交上的功与过,一些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印象中的看法,很耐人寻味。 北洋大臣李鸿章一生多次参与与外签约,其中,他的确软弱妥协、卑躬屈膝过。这是长期以来的“盖棺定论”。但李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生活在世界形势巨变的大环境下,他有自己的苦衷和无奈,很多时候,却让他背负了一个朝廷的罪过。 李氏一生有不少大举措,近代工业、军事、通讯、教育,都有涉及,许多地方值得肯定。比如兴办洋务。甲午中日战争中,他苦心经营的淮军和北洋舰队首当其冲,随后在那场完全不对等的马关谈判中,他遇刺中弹后说:“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令人感慨,“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梁启超语)《南方周末》经常会有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多方位评介,这种力图还原史实的努力,深得我心,因为,历史很难“盖棺定论”,定论往往遭遇尴尬。

如何全面的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支撑起来的呢?

年少不知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什么意思

对于清朝末期来讲,李鸿章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对于晚清来说,可谓是支柱型的人物了。那么,当今的我们,怎么来评价李鸿章呢?我认为,他可以说是晚清时期非常典型的少有的开明的封建主义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之一的他,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地主阶级们的权益,所以他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物。他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强兴国家,并且身体力行。但由于他忽略了中国的落后主要还是缘于政治制度的本身,而最终并没有实现他的强国梦。在对外战争中,他的妥协,指挥失当,以及在战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虽然是被迫的,却也令他从此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

一、李鸿章所处历史环境

我们经常说,评估历史人物最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洪章登上清朝外交舞台是1860年的事了。当时,外国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并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更重要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拥有强大的权力,并拼命捍卫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外交便成了内政的延伸。从这方面来说,李鸿章的舞台本来就不够,所以即使他有高超的技巧,也不可能跳出封建独裁圈。

但是,李洪章也是一个聪明人。早年他就积极推动洋务事业,并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了许多?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该高于那些顽固子弟。

二、辱国条约

李鸿章《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也因此将他和丧权辱国联系在了一起。但小编认为,签定条约实际上李鸿章只是实施者,他并不是决策者,或者不是最终决策者,真正的决策方应该是清政府。

李鸿章的悲哀,恰恰是因为他正处于中西方第一次融合的浪潮中。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封建气味,并且他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识和创新思想。当整个国家仍然处于无知和落后的状态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人苛责。对于像李洪章这样能直面世界潮流的人,我们仍然给他一些公平的评价。

如何评价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洋务派代表人物的评价)

年少的时候学历史觉得李鸿章是个卖国贼,后来再细读历史发现李鸿章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李鸿章,一生之中代表清政府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以至于现在人们一想起他就是“丧权辱国”这四个字,并且认为他是卖国贼。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他是中国的伊藤博文,是中国的俾斯麦。认为他是“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现在我们以客观的视角来看待李鸿章,我们会发现,不论他好还是坏,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他的那一颗爱国之心。在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日本一开始其实是要赔款3亿两白银的,但最后却只要了2亿两白银。这少的1亿两,其实是李鸿章拿命换来的。

当时,日本百般威逼利诱,李鸿章都拒不签字,甚至说:大不了,继续打,日本绝吃不了中国,拖都要拖死日本。由是激起了日本国内对李鸿章的愤恨,直接导致了一个愤青刺杀李鸿章,使李鸿章中了一弹,就是这一弹使得日本退了一步,为中国节省了1亿两白银。签订《辛丑条约》时,他甚至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将一开始的10亿两,谈成了4.5亿两。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就大口吐血,而后病逝在北京。

就像他对庆亲王说的一样:“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签在这卖国条约上,就是千古骂名啊!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由我来吧” 。这个条约的签订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区别只在写谁的名字罢了。李鸿章还创办了很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所以说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是不公正的。

拓展内容: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中方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日方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1、如何评价洋务派代表人物。

2、如何评价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

3、如何评价洋务派代表人物?(要有证据支撑)。

4、如何评价洋务派代表人物要有证据支撑。

1.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李鸿章所进行的事业是发展中国工业化,军事化以及教育化,但只成功一半,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中国确实进步很多。

2.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曾国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



李鸿章的功过与评价。要客观的

1、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

2、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3、但后人也多诟病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

4、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

5、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

6、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着。

扩展资料

文化成就

书法造诣

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美若一粒粒生动活泼的珍珠在跳跃,行行有度,疏而不乱。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书法高品佳作,显示出李鸿章的书法造诣之深。

藏书成就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

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着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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