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的洪范九畴究竟是什么(箕子之陈洪范也 什么意思)

箕子的洪范九畴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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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九畴

《尚书·洪范》提出的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9条大法。据说是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灭殷后，殷遗臣箕子与周武王信纸述天人关系时提出的。

内容：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日又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1.五行，即：”水、火、木、金、土”。水曰润下（指属性），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指味道），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2.”敬用五事”，即：态度要恭谨就严肃；说话要和顺，说话和顺办事就顺利；认识要清楚就能辩别是非；听事要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要通达，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3.”农用八政”，即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4.”协用五纪”，就是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

5.”建用皇极”，即树立皇极的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

6.”义用三德”，即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7.”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8.”念用庶徵”，就是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

9.”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五福”劝导人诬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门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

箕子之陈洪范也 什么意思

尚书洪范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访于箕了。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译文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拜访箕子。武王说道：“啊！箕子，上天庇护下民，帮助他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天规定了哪些治国的常理。”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治理洪水，将水火木金上五行的排列扰乱了。天帝大怒，没有把九种治国大法给鲧。治国安邦的常理受到了破坏。鲧在流放中死去，禹起来继承父业，上天于是就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安邦的常理因此确立起来。

“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慎重做好五件事，第三是努力办好八种政务，第四是合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是建立最高法则，第六是用三种德行治理臣民，第七是明智地用卜筮来排除疑惑，第八是细致研究各种征兆，第九是用五福劝勉匝民，用六极惩戒罪恶。”

箕子是商朝的人物，以贤能著称，因为商纣无道，被周武王所灭，箕子带着商朝的礼仪和制度远走朝鲜，在那里建立了国家。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 箕子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洪范九畴是《尚书》的一篇，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这句话说的就是箕子对周武王讲述洪范九畴的事。

“箕子”是主语；“陈”是谓语，在古代是“说”、“讲”的意思，现代相似的有“陈述”这个词；“之”放在主谓（主语和谓语）之间，没有实际意义，做语气上的连接；“洪范”是宾语，指的“洪范九畴”这部书（或者说知识）；“也”是句尾的语气词，没有实际意义；其实句子里省去了“周武王”这个听话的对象，古代说话简洁，常有省略，省略直接宾语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所以整个的意思就是：箕子（向周武王）讲述《尚书·洪范》篇。



请问谁有《殷周制度论》的译文啊？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在殷周交替时代最为剧烈。都邑，是政治与文化的标志。

自上古以来，帝王的都城都在东方。太昊的墟（？）在东方，大庭氏的库（？）在山东境内，黄帝的都邑在涿鹿的山阿。少昊和颛顼的墟（？）都在鲁地和卫地（应为山东河南之间），帝喾的都城在亳（安徽亳州）。只有史官称尧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山西永济）大禹的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都在西北偏僻之地，和先古帝王定都之处不同。但尧的号是陶唐氏，其坟墓在定陶的成阳（山东定陶）。舜的号是有虞氏，但他的子孙被封于梁国的虞县（河南虞城县），孟子说舜的生卒之地都在东夷方。可能因为洪水之灾，兖州在黄河下游，一时之间可能会有迁都的事情，不是一直定居在西方（山西）。禹时的都邑虽然无法查考，但夏朝从太康以后直到桀，都邑和其他地名从经典上能够查到的都在东部，和商部落的人杂处黄河、济河流域，大致有数百年。商朝取得天下以后，其都邑没有固定过，前后迁都五次，但都没超过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所以自从五帝以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独自在西部崛起。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将武庚立为商人的统领，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之，而未能完全统治东部，等到武庚叛乱，才以兵力平定了东方，,克服武庚之商部落，指讨平协助叛乱的东夷奄国之君，灭掉五十国。这才封康叔在卫（河南淇县），伯禽在鲁（山东曲阜），太公望在齐（山东营丘），召公之子在燕（北京）。其他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等国，都安置于殷京都所辖的范围内以及殷的侯服与甸服（古代王畿外围千里以内的区域）。而齐、鲁、卫三国因是周王室至亲，且有征伐功勋，故分封在蒲姑、商、奄的旧地，作为诸侯的领袖；周又将洛阳作为东都，来管制东部诸侯；而周天子仍居住在丰、镐二京（陕西长安），共达十一世。自五帝以来，都城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应该从周朝开始。所以拿宗族来说，则舜和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殷、周之间较为亲近是很自然的，以地理位置来说，则舜、夏和商都在东部，只有周崛起与西方，所以夏商两代的文化基本一样。《洪范》“九畴”（ 武王克殷，访于箕子，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洪范九畴”。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九畴”即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是尧舜赐给大禹的，而箕子将其流传了下来；到夏朝的晚期，像胤甲、孔甲、履癸，开始以时间（的天支地干）为名，这种习惯被商人继承了下来。文化是这样，政治也是这样。周攻灭商，灭掉小诸侯国五十。将其遗民，或迁移到洛阳，或分到鲁卫等国。而殷人所征伐的诸侯国，不过只有韦、顾、昆吾等，而且豕韦被讨伐之后仍然是商的伯爵，（已姓）昆吾虽被讨伐亡国，而已姓之国仍存在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所：“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年夏的官员被选在殷的王庭，在百官之中都有职事）应该是事实。所以夏、商更替之间政治文化变革，不像殷周之间的剧烈。殷周之间的大变革，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一姓一家的兴亡和都城的转移；但从深处来说，则是旧制度的废弃和新制度的兴起，旧文化的废弃和新文化的兴起。又从表面上看，则古代的圣人之所以能取得古代的圣人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并守住他的方法，好像和后代的帝王没什么两样；而从深处来说则他的制度、文化和他订立制度的本意，乃是出于为了使万代太平的大的计划，他的心术和规划，远非后代帝王所能够梦见。

想要观察周何以安定天下，必须从其制度开始。周朝的制度和商大不相同者，一是“立子立嫡”的制度，由此派生出宗法和丧服制度，而且由这才产生贵族子弟封邦建国的制度、天子为君、诸侯为臣的制度；二是庙数制度，三是同姓不婚的制度。这些都是周所以能统一天下的纲纪。其主旨则在于将上下全部纳于道德范围，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为一个道德的团体。周公制定制度的本意实际在于这里。这不是穿凿附会的言论，本篇所论，都有事实为根据，现在进行简略的阐述。

殷之前并没有分子为嫡庶的制度。黄帝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昌意、玄嚣的后代，都掌握过政权。颛顼，是昌意之子，帝喾，是玄嚣之子；其后虞、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取得天下的，只是黄帝的子孙，不必一定是黄帝的嫡系子孙。后世常说尧舜的禅让取得天下，商汤周武是靠征伐取得天下，好像禅让和征伐取得天下

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帝王的谱系来说，尧舜的禅让天下，靠的是舜、禹的功劳

而舜和禹都是颛顼的后人，本来也有资格取得天下；汤武取代夏商，自然是靠他们的武力和德行，但汤武都是帝喾的后人，也是本来就有取得天下的资格的。从颛顼以来各朝相继的次序而言，显然已经没有嫡庶的区别。即使在一朝之中，从王位继承上看也是这样。特别如商朝的继承统治之法，是以兄终弟及为主，而父死子继为辅，没有弟死后将王位再传给兄之子的做法。从成汤到帝辛的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共十四帝

（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中以子继父的，也不是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如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只有惟沃甲死后，祖辛之子祖丁为王；祖丁死后，沃甲之子南庚即位；南庚死后，祖丁之子阳甲即位：只有这三事和商人的继统法不合。这大概《史记殷本纪》中所说的中丁以后的九代之乱其间应该有争立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无法考稽了。所以商人祭祀他们的先王，兄弟之间的礼节相同；即使是先王的兄弟没有取得王位的，理解也相同，未尝有过嫡庶的区别。这不仅是王朝的制度，诸侯以下也一样。近日保定的南乡出土兵器三件，都有铭文，其一曰“大祖日已、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已”；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已、兄日戊、兄日

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这应当是殷时北方的侯国将祖父兄的名字铭刻在兵器上来记功的；而三代（夏商及以前）中兄弟的名字先后并列，并无上下贵贱的区别。所以太王立了王季（而不立长子泰伯），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了武王，周公继承武王摄政称王，从殷的制度而言，都是正当的（殷自武乙以后，四世传子，孟子说：以纣这么恶的侄儿，而且为君王，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样的贤人）《吕氏春秋当务篇》说：“纣的同母兄弟三人，其长子叫微子启，次子叫仲衍，幼子叫受德。受德就是纣，是最小的。纣的母亲生微子启和仲衍的时候，还是妾；然后为妻才生了纣。纣的父亲母亲都想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说：有妻生之子则不能立妾生之子。纣因此继承了王位。《史记殷本纪》则说：“帝乙的长子是微子启，启的母亲地位卑贱，启不能即位；幼子辛，辛的母亲是王的正妻，所以立辛为嗣。这三种说法虽然不同，好像商朝末年已经有了立嫡的制度。但三种说法之间自己都互相不同，恐怕是后人根据周代制度编造的，我们不能确定相信这就是事实。）不立弟而立子的制度，实际上是从周朝开始。当武王去世的时候，天下没有安定，国家需要王族中年龄较大者为王周公为武王的相，帮助武王战胜殷纣，功劳最大，无论论德行还是年龄，按照历代的制度，则继武王之位而自立，都是应该的。但周公却立了成王而自己摄政，后来又将政权还给侄儿成王。摄政，是为了应付时局的变化；拥立成王，是为了维护正统。从此以后，父死子继的制度成为了历代帝王不能改变的制度。

从传子的制度派生出嫡庶有别的制度。地位不传弟而传子，是为了平息纠纷。兄弟之间的亲情本来就比不上父子，而兄长的尊严又比不上父亲，所以兄弟之间经常不免发生争位的事情。特别是当所有的弟弟都传完之后，那么以后应该立谁为继位者呢？是立兄之子呢？还是立弟之子呢？从理论上说，自然应该立兄之子；但在事实上，被立的往往是弟之子。这就是商朝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的原因，而周朝传子的制度就死为了纠正此弊端而设立。然而要是在各个儿子中可以随便选一个而立，而该人有可以任意将地位传给他想传的人，那么纠纷一定会更多，反而不如商代的兄弟相传、按年龄即位的方法更有次序。所以有了传子之制度，那么嫡庶有别的制度也随之产生。

其具体做法，就是《吕氏春秋》中说的：太子死了，有同母弟就立同母弟，没有就立年长的。年龄相同立贤能的，德行相同就占卜。公羊学家的说法是：据周礼，嫡夫人没有生子的，立右妾（地位最高妾）的儿子；右妾无子，立左妾之子，左妾无子，则立嫡妻的侄、娣之子；嫡妻的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之子；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之子。商代崇尚质，强调亲亲，所以先立娣；周朝尚文，强调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之后死去，商代亲亲，先立弟，周代尊尊，先立孙。若有双胞胎，商代根据现实情况，立先生的，周代根据被即位者的本意，可以立后生的。（涛按：古贵族一娶九人，妻有左右媵，陪嫁者也，妻、媵皆有侄、娣，侄者兄之女，娣者弟之女，故九人。文质之说太繁，不具翻，先生后生之说，无资料，臆测之）。两种说法中，后一种更为详细周密，应该都是后代儒生扩充演绎的说法，在立法之初，未必能将情况的变化考虑的那么详细。但所谓的立子以贵（母亲地位）不以年龄，立后嗣以年龄不以德行的说法，正是传子制度的精髓。当时虽然未必有这种说法，但肯定是如此的用意。因为对社会而言，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灾害莫过于纷争。若根据天意（固有法则），就能安定，根据人意就会有纷争。一切以法则为标准，就没有纠纷会产生。所以从天子到诸侯传位的时候，继承统治地位方法中的立子和立嫡，后世用人根据个人的（身份）资格，都是根据天生的标准而不根据个人的意思，是为了求得安定，防止纷争。古人不知道将天下统治权公诸众人的名声比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的名声好，传位于贤德之子的好处大于传位给嫡子，用人应该根据才能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资格，但始终不用后一种方法取代前一种方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以主观标准为判断就容易发生纷争，这样弊端不可消除，人民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了。所以权衡利害关系，舍却害大的取其害轻的，才定了立子立嫡的制度，来利益于天下后世；而该制度实际上是周公确立的，是周人改制的最大成果，我们可以比较商代的制度，周一代的礼制，大抵都是由这个制度演化出来的。

殷商三贤：比干、箕子、微子都曾直谏商纣王，结局有何不同？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拥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朝代。它兴起于我国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在末代君主商纣王手中覆灭。

历史上的商纣王沉迷酒色、疏远商朝贵族、任用四方罪隶、暴戾施政、不进良谏……最后，众叛亲离，在牧野之战中将士“阵前倒戈”，致使“大邑商”败给“小邦周”。

就是在这样历史的背景下，出现了闻名后世的“殷商三贤”。《论语·微子》中曾有记载：

比干是商朝宰相，商王帝乙之弟，商纣王的叔叔；与比干一样，箕子也是商王帝乙的弟弟，商纣王的叔叔；微子是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的长兄。

这三人作为殷商贵族，对商朝忠心不二。面对商纣王亲罪隶、疏贵族、施暴政，他们都曾直进谏言，最后结局却大不相同。

“殷商三贤”中最着名的就是商朝宰相比干，他以死谏言，最后被剖心而亡。

《史记》中记载比干：

从相关文字记载中我们知道，比干是一个既智慧又忠烈的贤士。周武王灭商后，为了褒奖、纪念比干命人“封比干之墓”，也就是对比干的墓地进行保护。

后世对比干忠烈的事迹评价颇高，认为他是忠臣、智者，很多儒士还将比干视作“圣人”。民间因为比干辅佐君王的忠烈和他无心而不偏私的特点被奉为我国五大财神之一的文财神。在《封神演义》中比干还被姜子牙封为“文曲”，掌管天下士人的前途。

由古至今，不管是我国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比干的忠烈极为敬重，并用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亘古忠臣”。

箕子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他竭尽全力辅佐商王治理天下，也曾冒死直言进谏商王帝辛。都说贤达之人可见微知着，箕子就是这样一位贤士。

商王帝辛刚刚继位就骄奢无度，命人将象牙做成筷子供自己使用。

箕子见了不禁感慨：

箕子的意思是：吾王帝辛现在就开始使用象牙制作的筷子了，以后他必定会抛弃陶制品去使用更为奢侈的犀玉餐具啊！有了象牙筷、犀玉杯子，他就不会吃简单的羹餐、穿粗布衣物、住简陋房屋了，他必然会更加思慕并设法得到那些珍稀精怪的东西。奢华的车、马、宫室会越来越多，真的害怕王朝会毁于此啊！

果不其然，这之后不久，商王帝辛就开始建造鹿台、酒池肉林等奢华、富丽之物。箕子曾多次进谏，但商王对此并不理会，继续过着他奢靡的生活，进行着他无度的暴政。

有人劝说箕子离开殷商，他却表示如果因此离去，就是将商王的错误告知于天下。他不愿意做不忠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离去。

根据《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

比干被剖心之后，箕子害怕自己也被纣王迫害，于是不再进言，并且佯装疯傻，隐居在箕山之中。纣王得知箕子疯傻隐居将他囚禁在“箕子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西华县。

被囚禁于箕子台的日子，箕子参悟了“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其中的内容为我国传统思想提供原始指导，其五行之说为我国传统阴阳五行奠定基础。

周武王灭商之后请教箕子“如何顺应天命治理国家”？箕子将“洪范九畴”的治国之道讲给他听，武王听后认为箕子是个治国之才，想要请他出山为政。但是，箕子不愿意成为灭商的周朝臣子，于是率遗商5000旧人逃到辽西。

箕子最初到达辽西，后来向东迁移至辽东、朝鲜半岛，并被当地人推举为国君，历史上被称作“箕子朝鲜”。周武王得知后将朝鲜封给箕子作为封地，承认箕子朝鲜是周国的诸侯国。

箕子东走朝鲜的过程中将殷商的文化传入当地，教当地人耕种、礼乐、祭祀……后来，箕子以及他的后人统治朝鲜半岛近千年，为朝鲜半岛的开发做出卓越贡献。

微子是商王帝辛的长兄，帝乙最初因微子颇有德识想立他为太子。可是，微子母亲生他的时候是妾室，成为正妻之后才生下最小的商纣王。依据商朝法典，正妻儿子才可以继承大统。最后，帝乙不得以将皇位传给了小儿子，也就是商纣王。

商纣王帝辛想通过疏远旧日贵族、任用四方小臣和罪隶达到制衡原有贵族的目的。可是，由于他种种政治举措损害了殷商贵族的利益，又因其重用之人经验不足导致施政效果不理想，最后政治秩序紊乱、众叛亲离。

《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

根据史料记载，微子曾经数次劝谏商王，可是商王却一意孤行，不听谏言。微子看到殷商在纣王手中日益衰败，自己却改变不了，因此非常伤心。他请教太师、少师解答自己的疑惑，太师和少师便劝说微子带着祖宗的礼乐祭器离开殷商，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留殷商文化。

微子的确携带礼乐祭器逃离了殷商，但是他逃到了哪里，文献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只能根据一些细节推断。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

由此可以推断，微子离开殷商后很可能去了周地与周人结盟，想借周人之力制衡纣王。

武王灭商之后，微子手持殷商祭器、袒胸露肉，牵羊、拿茅跪地而行，表示真心降服，交出祭祀权。周武王被微子的行为感动，释放了微子，并恢复他原来的贵族地位。

为了安抚大量殷商遗民、牵制殷商旧有力量，武王将殷商政治势力分为两股，一方面将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商朝旧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另一方面将微子封于宋地，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一带。

三监之乱之后，武庚战败被杀，微子在此次事件中保持中立，并未参与其中。事件结束后，周公对周国进行重新分封，不仅将殷商祭祀权交予微子，还分给宋国大量殷商遗民。由此，宋国成为商王朝唯一正统的继承者，微子也成为周朝宋国的开国国君，史称“宋微子”。

不管是以死谏忠心的比干、东走朝鲜的箕子、继承殷商祭祀的微子，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殷商王朝的忠诚。

正如孔子所说“殷有三仁”，他们的故事历经千年不朽，他们忠君爱国的精神影响力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而他们各人不同的结局也为后人留下无尽思索。

参考文献：

1徐义华，商周更替之际的微子与宋国，南方文物，20190628

2刘朴兵，比干在官方与民间的形象，寻根，20160910

3阎海，箕子东走朝鲜探因，北方文物，20010530

4闫素芬，箕子与箕子朝鲜，沧桑，201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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